我坐在这里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在想我的家乡，而是在寻找自己的家乡。
那个命题作文的征集过了好长的时间了，一直也想动笔写上一篇，但始终没有写，因为不知道怎样下笔。不知道怎样下笔的原因很简单，我的故乡没有沦陷过，因为它从来就没有自由过。
一个没有自由过的地方，怎么谈得上沦陷呢？
很多人回忆自己的故乡，是如何的山葱水美。关于这个，我没有多少印象。我生长的这个城市，一直就不是以这些而闻名的。即使有什么”燕京八景”，甚至这里还有一个山头以红叶而著名，这里也算不上山清水秀。北京的水就不提了，基本都是苦水，一旦有一眼甜水井都能成为地名。而那红叶，只要去看看美洲相似纬度的地方，就发现那个红最多只是火柴而已——那里的红象燎原的烈火。
北京的其他东西也算不了什么，即使是栗子面的窝头也不过是个噱头而已。旧北京盛称的八大名楼，基本是鲁菜馆子，号称北京特产的果脯蜜饯，是因为当年水果储存不易，而且只有一个味道：死甜。
但一个人家乡不是用这样的方式得到怀念的，那应该是一种味道的综合，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思念与感情。但我没有。
我出生的院子里有一间小柴房，据说李大钊就是从这间柴房里被抓走、然后上了刑场。这是我童年听到的第一个传奇故事。惭愧的是，到现在我也不是很清楚当年李大钊的生平事迹，只是知道有那么一个人而已。
渐渐长大，家搬了很多次，虽然房子越搬越大，但离城区越来越远。不认真按照老师的要求读书的后果，就是没有机会上大学。父亲很无奈的说，就上技校吧。于是，学校里多了一个学习可控硅的工人师傅坯子。
我的学校生活除了抽烟、打架、单相思以外，实在没什么好说的。学校位于著名的钢铁企业厂区，我们最无聊的时候，每天逃学坐在山坡上看从厂区里飞出来的麻雀。根据颜色就可以知道，该麻雀是经常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从焦化厂飞来，肯定是黑的，而从炼铁厂飞来的偏红，要是该麻雀很干净，肯定活动于制氧厂。
我的几个同学分到了氧气厂，我们这些在炼铁厂每天跳铁沟的朋友很是羡慕。跳铁沟是名副其实的”跳”。铁沟是高炉炉台上的沟，里面流的是铁水。我每天的工作都需要我跨过这些沟，我每天就在这些沟上跳过来、跳过去。
某天，氧气厂管道爆炸，我的那几位值得羡慕的同学被炸死了。在去灵堂的路上，我身边一位起码跟我一样强壮的同学在不停的发抖：他的任务是给死人穿衣服。我很奇怪的看着他，表示对于他的不屑。能这么做，是因为我手里有一瓶二锅头，而且已经被我喝了半瓶。
给死者穿完衣服，然后看殡仪馆的人给他们化装。要是不化装就不用开追悼会了，因为人烧得象木炭。临到布置灵堂的时候，到场最大的领导发现化装师偷懒，没有把脖子也涂上白粉。时间不够把我那位同学再推回化装间了，只有让我来抬起她的头，领导把一条白围巾围在她的脖子上。
这是我与死亡最接近的一次。回家后，第一次想把自己灌醉。最想喝醉的时候，最不容易喝醉。我喝光了家里所有的酒，就是不得一醉。
顺便说一句，这些同学在死后还要有一道程序，我们称之为”填表”。这表全称是”违规表”，它唯一的意义是证明该事故是由操作人员自己的责任造成的，并且扣除当月奖金。谁说我们这里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死人都没逃过扣除奖金的待遇，反正他们也不会去领了。那个领导给围上围巾的女同学，已经怀孕3个月了。
我在工厂最大乐趣，就是每天在班前会的时候，听我们那个在我看来是半文盲的班长宣读《北京市民文明公约》。那里面有一个词叫”便溺”，我的班长总把他读成”便弱”。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每天让我们这些成人学习最基本的文明事项，大概是觉得我们这些草民比较”弱”吧，不这么学习就容易在行为上出轨。但报纸上有时候刊登出的消息显示，那些写这些公约的人经常会找个小蜜什么的。有些规则是给别人遵守的，公约就是这么个意思。
工厂里上班有不少好处，其中之一是不用动脑子，如果你不想当个班长的话。在无聊的时候，我对入党产生了兴趣。倒不是因为那种理念有什么吸引我的地方，而是对那个入党程序感到好奇。鉴于我积极靠拢组织，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即没有拿铁锹拍领导，也没有把多功能铣床修成单一功能，我就被选到党校学习去了。
党校是个让我尴尬的地方。其一，我一直心仪的女同学正好也在学习，我们就围着那个据说是湖的水池子走了半圈。很遗憾的是，碰上了在附近某厂子做厂长的老爸。更尴尬的是，我老爸与一群手下在一起；最尴尬的是，本来我老爸没打算搭理我，而我很不识趣的上前打招呼，结果我老爸没搭理我。
其二，即使通过了党校的考试，终究没通过我们班组党小组的讨论。据说是一位手艺不那么好而思想要求进步的党员同志，看清了我积极进步的目的，坚决不同意让我这样的害群之马加入组织。到现在我都感激他，要是没有他的话，我就弄假成真了。今天我可能就是一个党员兼电工班班长。
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条招聘启示，某歌舞厅招保安领班。居然那个地方用了我。大约有半年的时间，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每天早上7点起床，去工厂做电工这份很有前途的工作，下班后换上西装、打上领带，去歌厅做领班，夜里3点下班回家睡觉。那时候，自然电工工作就没那么上心了，我争取调到某处去看守空调机房。顺便说一句，在那个歌厅我学会了4种领带的打法。如果可以夸耀一下的话，我还认识了一个当时无名而现在有名的人：沙宝亮，就是靠唱《暗香》出名的那个。
大概歌厅老板觉得我这个人还值得信任，给了我一个差使：管理坐台小姐。管理的目的除了不要让她们互相抢生意外，还要收她们”台费”：每人每次30块。当天就有小姐来请求多给她分配好的”恩客”，并塞上几张人民币。没办法，这样的差使实在是不合性情，只能辞职了事。
我当记者至少有三个偶然因素在里面。其一，在《精品购物指南》上发表了两篇豆腐块；其二，平生第一次认识一位文化人；其三，我在工厂义务献血。
义务献血不是坏事，除了有各种补助外，还有一个漫长的假期。漫长到你自己觉得身体可以了，才可以去上班。那时候正好无聊的很，正好辞了歌厅的差使，就只好给自己找个事做。就去求文化人大姐，是不是可以给我找个当记者的工作。正好机会很合适，一家周报正在找记者。
做记者值得记忆的东西很多。比如出去采访居然有过坐专列的待遇；熟悉了什么叫”走穴”挣钱。最值得记忆的，是采访美国炸我大使馆以后的抗议”盛况”。
当天，被总编从家里抻出来去采访使馆区的骚乱。要说这是没有组织的抗议，打死我都不信。不但有工作人员随时在维持各个学校、团体的纪律，还有公交公司的车备用。要说没有组织的，恐怕就是那些在便道上把砖头拆下来砸碎，作为攻击弹药的同志了。看他们满脸的笑容就知道他们肯定没有组织，因为他们没装出满脸苦大仇深的表情。
有一个传说其实是错的：第二天其实没有学生去美国使馆签证，因为当时美国使馆不办公了。重新出现签证人潮应该是一段时间以后，并且学生居多。
记者做的时间长了，其实是件很无聊的事。在这文章开头我就说了，这里没有自由可言，记者尤其如此。即使被捧为什么无冕之王，自己也知道自己其实狗屁不是。尤其在北京这个地方，随时可能蹦出来一个某级别的人来要求某报道不得见报。所以，跑社会新闻是件吃力不讨好的事。
跑其他新闻其实也不算有意思，比如跑IT新闻。最有意思的也不过是看见金山公司的总裁雷军先生在办公室与其手下的员工大打出手，老实说，双方都没受过格斗的训练，虽激烈但不精彩。精彩的是，几分钟后雷军先生接受我的专访，脸上基本没有什么被荼毒后的痕迹。
记者做烦闷了，也就想换个活法。于是借机会到一个公司去做网站的编辑。我管的版块叫”food”，也就是美食。公司提供经费，我的任务是每天去各种饭馆去吃。第一个月就把我吃倒了胃口。吃饭应该是愉快的事，要是带着任务去吃大餐，实在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工作了。不过，毕竟是一份工作，而且在转正的时候，那个外国女人老板一本正经的说：我看你的工资应该给5500块，这样我们都比较公平。是比较公平，因为我提出的转正工资是5000块，想不乐都不行。
吃得多了，自然发胖。本来就不瘦的身体，更象气球一样膨胀了几圈。按照相法，应该是比较有福泽的样子。所以，一家专门做媒体投资的公司把我给录用了。
这公司是香港公司，里面一堆中国人，可就是没人用中文写EMAIL。我的英文有两个飞跃的阶段，一个自然是看黄色网站的时候，一个就是在这个公司了。这个公司有一个好处，就是开会的时候基本还是中文，只是经常蹦出几个英文单词而已。回想在那个外国人居多的网站，我还真不知道谁更本土化。因为那里的外国人说的全是中文。
在外国人的公司说中文，在中国人的公司说英文。老实说，最开始的时候实在是羡慕舌头可以分岔的动物。
在中国做投资，尤其是媒体投资是件很让人困惑的事。一般而言，做风险投资的基本算大爷级别，到那里都可以受到欢迎，但投资媒体则不然。
媒体是国家的喉舌，喉舌一般都比较牛B。即使这倒霉杂志连工资都快开不出了，在你面前也跟大爷似的。我们这些人仿佛拿着钱的小厮，嘴里说：大爷，您赏脸跟我们合作吧。有时候参观公司当年投资的网络公司，感觉完全不同。那些媒体上经常露面的CXO们，全部象孙子。
老板是好人，每次见到他，都跟看见一个普通老头一样。我们互相称呼英文名字，没什么尊称。我也有了一个英文名”Bob”，这倒霉名字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来回的动”。以后我成为三级宪政专家兼风月帮执法长老，也许跟这名字有关系。
本来想写自己的家乡，结果写成了生活经历。现在可以来写我的家乡了，虽然我从来没有对于这个地方的归属感。
写家乡应该从济南开始写起。
我对家乡的感觉来自济南。济南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它只是我第一次离开北京所看到的城市。第一次看到家乡以外的风景，是件很奇妙的事。奇妙在于，看见大名湖以后，才发现北海是一个真正的园林，大名湖基本算一个没有装修的水塘而已。这是在济南对我的家乡——北京——的感觉。
然后，南京的莫愁湖也是一样。只有走的地方多了，才知道这个北京中的园林是如何精巧。在北京的时候，一切好象是理所应当的精美。而听那些外地园林景色的感觉，真是超过看到百倍。
感觉家乡，一般都是离开后才能感觉到的。
北京是个宏大叙事的好地方，不论是故宫还是颐和园，在里面坐着的时候，要不想起万里江山什么的，基本属于感觉迟钝。我最喜欢的茶馆在北海公园里面，虽然面对的雕花栏杆有很多的残损，而且这些残损是用一种质量不那么好的水泥所修补的，但还是感觉到自己是在当年皇家的园林里。向南不到800米的地方，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政治中心。有时候，真的是很难抑制自己宏大叙事的欲望。
北海其实原来是一体的，我们的新政府虽然没有按照改朝换代的老规矩而占据故宫，但离当年的权力核心近一点，多少也会感觉到这次革命的正当性。所以，中南海还是被占据了。这个暗喻其实很值得推敲。即不能有足够厚的脸皮接承传统改朝换代的衣钵，而心中又对皇朝正朔的所在不能忘情。结果只好偏安于皇家的后花园，象小妾一样住在花园里的妆楼中。并美其名曰把当年皇家的园林交给百姓作公园，但用一条新的道路把割让给百姓的园林与自己的妆楼隔开。
我有时间的时候总在北海喝茶，但我不会在下班的时间正点离开。第一是因为路上确实比较堵，第二是因为很可能遭遇到领导的车队而更堵。判断领导出来有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在路上可以看到不少穿着便衣的武警。分辨他们比较容易。首先，他们三五成群的聚集在领导将要路过的路口、胡同口；其次，虽然穿得象干净的民工，但比民工精神的多。
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情况，我甚至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至少没有人用黄土垫道了，街上也没看见事先有洒水车出来进行净水泼街的工作，而且管制交通的工作从差役换成了交通警察、我们也不用跪于道边了，小小的交通不方便，其实是可以忍受的。谁说这个世界没有进步？
我一直没明白，对于这个我生长其中的城市为什么没有家的感觉。象上面说的，我可以感觉其园林的精美，但这种精美对于我而言是一种旁观的感觉。这个城市不是属于我的，好象它不属于走在街上的任何人。
这个城市不属于任何人，它是那个紫禁城的一个附属建筑。一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不知道把它称为家乡是否合适。它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住在那个建筑的人，从古到今就是如此，即使那个人变成了一小群人，并且从正房搬到了花园里。想到这个，我不会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乡。
所以，我一直对”家乡正在沦陷”这个题目没有任何兴趣。因为这个看来是我的家乡的地方，从来就没有从泥潭里出来过，或者说它就建筑在一个泥潭里，或者说它就是这个泥潭本身。这样的地方，谈什么沦陷？我记得曾经有人说过：可以自由呼吸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能自由说话并且呼吸的时候，这个家乡对于人才有意义。当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其实不能自由呼吸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不是自己的家。这个家是属于那些拥有者、可以比我们享受更大自由的人的。一个没有所有权的人，不能把自己居住的地方当作家乡。
我坐在这里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不是在想我的家乡，而是在寻找自己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