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尚未来临，春运的紧张气氛早已笼罩神州大地！电视报纸网络都在分析人流回顾拥堵，铁路公路民航都在改进工作增开班次，尤其是广州与成都两地宣布实行购买火车票实名制后，人们对这一举措更是众说纷纭议论纷纷。可以预料的是，不管交通部门如何绞尽脑汁，也不管实名制能够赢取多少民意，神州大拥堵必将一如继往。

令人奇怪的是，人们似乎对拥堵已经见惯不怪，没有人追问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中华大地每年都要如此折腾一番，使我们面对问题束手无策？春运期间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仿佛是天经地义！

然而，经济学告诉我们，司空见惯的现象后面一定蕴藏着深刻的制度原因。

与春运相关的三个问题

面对问题，普通的百姓依据自己的感觉往往容易得到似是而非的答案。春运之所以拥堵，乃是因为有春节这个习俗，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工都有回家过春节的传统，这才造成了拥挤混乱局面。所以，总有媒体反复劝告那些身在异乡的人，不要恋土恋家，不要把春节看得太重，可以平时抽空回去，春节应当坚守原地，这样就可以避开春运的高峰。

然而，这样劝告不仅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也是苍白无力的。春节是中国人的文化习俗，身在外国的华侨还对此念念不忘，何况身在大陆的炎黄子孙。不知道那些写文章的人在春节是不是一定坚守原地？再说，回家过节就一定会导致神州大地拥挤不堪吗？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家人团圆的节日，不少国家人口密度比我们还大，可是为什么只有中国才年年出现绝无仅有的春运大潮？春节期间人们也要到节日临近才去采购很多的过节物资，可为什么不会出现缺货抢购的场面。

更要紧的是，人流即商机，大家都要回家，说明运输市场需求强劲，在各种生产能力相继过剩的今天，面对如此庞大的需求，市场难道会束手无策？或者说有钱没人肯去赚？

要说清这个问题需从三个方面抽丝剥茧：一是为什么农民工的家都离得那么远，以至于回家都得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二是有那么多人想回家并且愿意付钱，为什么没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三是正在营运的车辆是否都做到了尽其所能畅通无阻，谁在从中设置障碍？

假如想回家过年的人有许多不需要长途跋涉，甚至是下班后可以走回去或者可以坐公交回去，那么春运必定会减轻一部分压力；假如有比现在更多的车辆来从事长途运输，那么春运的压力又必定会再减少一部分；假如已经上路的车辆都能满载客员，并且一路没有关碍，必定能缩短车辆的运送时间提高行车效率，从而又大大地减少了返乡民工的滞留量。再假如全国各地都能实现前面三个假如，则春运拥堵的问题岂不迎刃而解？

现在的严重问题是，前面三个假如在这么多年里并没有点滴改进，以至于春运难题 “年年岁岁花相似”，成为让人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痼疾！

农民工的家为什么会离得那么远？

这个问题好像问得很幼稚，普遍的回答是：这些民工自小在农村长大，房子在农村，如今为了到城市赚取更多的打工钱，只好背井离乡罗。家离他们很远似乎是不言而喻的！

可是这种回答实际上是混淆了家与房子的概念。家固然与房子密切相关，但有房子不等于有家或者说有家也并不一定要拥有房子。有房子无亲人居住即便是公寓别墅也不是家，有亲人无房子那怕是租借陋室或者栖身寒窑也是家。房子是不能搬动的，家具搬动也是困难的，但家是可以搬动的，甚至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只要妻儿老小行动无碍便可。

问题的关键是这些远离家乡的人，尤其是那些经年累月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携带家眷在城里安身的成本太大，以至于只好身在城市而把家留在农村。且不说农民在城里谋一份职业要受到许多歧视，租一套简陋房子要付出许多钞票，在大马路上闲逛要面临许多风险（如查暂住证等），就是光儿女读书一个问题就足以让他们愁肠百结。

不要说挑选一所好的学校，即便是城里一所招不满城市生源的不入流学校乡下人也是无权问津的。他们不仅要交纳高额的赞助费用，而且常常面临着有钱也上不了学的尴尬。公立学校不收，他们只好把目光盯住私立学校（当然是条件很差的私立学校，而绝非条件一流的贵族学校），可是想到这些学校读书也往往不能得偿所愿。因为这些学校常常受到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打压，理由当然很冠冕堂皇，比如老师没有教师证、教室光线不够充足、没有电脑与操场等等，是属于误人子弟的害人学校。如果偶尔发生了校方卷款潜逃或者校车运送发生安全事故的案例，那么新一轮大规模整治必将随之而至，那些本来还是正常的学校也不免被连累和伤害，被迫关门歇业的也屡见不鲜。

其实，孩子们应该到哪里就读，家长们心里明白得很，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学校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这样做总比把孩子放在家里玩耍而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要好吧！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叫做约束条件下的利益最大化。可是，大部分地方的现实是公立学校下让进，私立学校不让办，民工们只好忍痛含恨把孩子们放在农村交由他们的祖父母来看管。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既然心头肉在农村，他们心中的家就在农村，那怕是夫妻二人一同在城里打工，过年也一定要回家看看。倘使孩子们在城里的读书问题解决了，父母也顺理成章地接到城里来帮助照看家务，虽然房子简陋点，虽然日子清苦点，但他们在城里总算有了个家，这样他们每年还是回家过年，可是他们是步行或者是坐公交车回家过年的，如此，春运的客流量大大地减少将是不容置疑的！

由此看来，春运大潮之所以如此汹涌澎湃，或者说之所以有熙熙攘攘的返乡人流，实在是与我们的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制订的歧视性教育政策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没有足够的车辆来运送旅客？

按说，有这么多人想回家，有这么多人愿意掏钱却回不了家，则说明存在着一个利润巨大商机无限的市场，正在苦于没有投资机会的人投入几辆车不正是可以大赚其钱吗？

如果你如此简单地看待这个问题，一时兴起买了几辆车来，那么你有可能血本无归！因为，你的车买来后可能面临到处是需求却无处可跑的窘境。

根据目前运管部门的相关规定，你的车辆从哪里起到何处止、经由哪些线路、停靠什么站点、停靠在哪些具体位置这都需要批准，即使是春运期间有大把的顺路生意可做，你也必须无动于衷。运管部门审批的理由当然十分充足，如防止恶性竞争、防止重复投入、防止状况不好的车辆投入营运、防止动机不纯的人从事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工作等等。

假如你看准了一条线路可以投入车辆进行营运，而运管部门凭借其丰富经验认定这里投入车辆必将亏本，尽管亏本是由你自己所承担，但运管部门不批准你就毫无办法；假如这条线路上已有一部破旧车辆在勉强营运，你想投入新车为乘客提供更舒适更安全的服务时，运管部门认定这是恶性竞争而不批准时，你也无计可施。

当然，如果你能够花一些私下的代价，也许能够使你的新车投入营运，可是那些已经投入营运的车辆也可以用私下的办法使运管部门不批准，最后的结果就是双方竞相向审批官员送钱。

面对此情此景，你还敢买车来跑长途客运吗？正因为线路牌（客运线路营运许可证）批下来如此艰难，所以一张客源丰富的线路牌的价格居然高于客车本身的价格也仍然有人趋之若鹜。

春运期间，运管部门倒是会根据实际情况多批几张临时线路牌，可是这些临时线路牌不仅数量少，而且门槛高，一般只批给那些具有省际旅游线路的汽运公司。即使是通过转包或者其他手段拿到了线路牌，是买车还是租车也要费尽思量，因为你若是租车，有车的人他自己也想跑春运，因而租车费高得吓人；你若是去买一部车来跑，营运过程中的变数很大（下文阐述），能否赚到钱是一个问号。更要命的是跑完了春运你花巨资买来的客车又怎么办？因为过了春运期间你的线路牌就失效了！正所谓，中国大地辽阔广袤，没有线路牌你寸步难行！春运市场固然利润极高潜力巨大，但面对前途的关山重重，大部分人也只能“无可奈何花落去”，还不如少一些麻烦更省心！

由此看来，春运期间之所以运送乘客的车辆总是显得不够，一部长途车总是要被挤得严严实实，实在是与我们的运输管理部门制订了高门槛行政审批政策，从而导致营运车辆严重不足有着极大的关联。

正在运行的车辆为什么不能畅通无阻？

回家的人员不见减少，投入营运的车辆不见增多，那么春运的重担就完全靠目前正在路上行驶的这些车辆。然而，它们跑得也不顺畅，甚至可以说越是春运就跑得越是艰难窝囊。

为什么呢？因为越是到了春运，路上的车辆越多，有关部门就越感自身的担子更重：交警部门认为春运最易发生超载，最易发生车辆带病运行；运管部门认为春运最易发生无证行驶（指无线路牌），最易发生线路行驶混乱；物价部门认为春运最易发生无证收费，最易发生乱涨价或者变相涨价的行为；安全监督部门更觉责任重大，凡是一切没有按有关部门规章行驶的车辆都存在着重大的安全隐患，所以这些部门就纷纷上路设卡检查。

可是行政部门这些自认为责任重大的行为，并不被那些拥挤在车上心急如焚的乘客们所卖帐，甚至是管得越严乘客们越是恼火。

乘客们自有他们的逻辑。你说车辆带病运行，一则车辆是否有病并不是不具专业技能的交警所能一眼看出的，二则即使发现了安全隐患也未见交警采取任何修理措施，而是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人；你说车辆超员，可是客运超员与货运超载完全是两码事，客运超载与安全事故并无必然的联系，交警固然可以举出客运超载车发生安全事故的例子，乘客们也可以列举没有超载的车辆同样发生安全事故的现象，更不见警察对超载的火车给予任何处罚措施；你说车主违背物价政策乱涨价，可是并未见你通过检查将多收的款项退回给乘客；至于车主卖票是否办理了收费许可证，是否有线路牌，是否按照了运管部门指定的线路行驶，更是与他们毫不相关，甚至觉得这是有些滑稽可笑的事情。在他们眼里，行政部门的这些行为，目的只有一个：即不惜耽误大家的赶路时间，也要雁过拔毛大捞一笔，除此并无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从经济自由的角度来看，有关部门的检查更是值得商榷。春运票价高涨，其实是市场规律在起作用，不涨价不足以抑制高需求，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买卖双方自愿合意的交易，并无欺诈与强迫掺杂其中，甚至于许多无助的民工还要感谢让他上车的车主，任何部门都不应该以维护其中一方的利益为理由，去干涉双方自愿合意而又没有给第三方造成损害的交易，因为交易中任何一方的利益是否受到损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当然，面对强大的政府权力，车主们有理也只能放在心里，他们知道争辩得越多，得到的处罚就肯定越重。不过，他们心里绝对有一本账，那就是跑春运钱没赚到几个，气却受了不少，明年不干了，这总是我的自由吧！

由此看来，春运期间的长途客车之所以一路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实际上是与有关部门在春运期间对安全工作对乘客利益特别关注有关。正是这种特别的关注，才导致公路上出现许多让驾乘双方都不满意的停车检查，从而大大地延长了车辆在途的行驶时间，降低了长途客车的运输效率。

行文至此，春运拥挤不堪的缘由已经水落石出，那就是不当的行政管制制造了更多的返乡群体，阻拦了更多的车辆投入运营，妨碍了正在营运的车辆畅通无阻，几种原因叠加使春运难题愈演愈烈。

解除这些不当管制之日，就是春运难题破解之时！

　　一、火车票价不够高。车票高度紧缺，是因为价格太低；火车站拥挤不堪，是因为价格太低；黄牛党大发其财，是因为价格太低。这一点从火车票的二手市场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只要价格上涨了，就自然有人愿意让出车票，车票的争夺也就不再显得那么激烈，那么难得。

　　二、票价低并不能造福穷人。打眼一看，票价低了穷人就买得起，实则不然。因为票价低了穷人也未必能买到。价格太低，车票反而更容易流落到有钱有势的人手中。无论是要靠排队还是靠关系竞争火车票，穷人都不是有钱有势者的对手。要排队穷人时间更少，要走后门拉关系穷人根本就没有机会。

　　三、票价低无助于增加火车票供应。压低火车票价格，并不能让铁路工人工作更积极，不能让铁道部门因此增加半节车厢，亦不能让列车运转效率更高。相反，火车票价太低，还降低了铁路部门增加列车服务的动力，只有更高的价格，才能鼓励火车站方面加开更多的列车，提供更好的服务。即使是国有垄断企业，也会被金钱打动，而且会比行政命令更加行之有效。

　　四、无论票价高低都只能有一部分人能坐火车回家。火车票就那么多，能回家的人也就那么多，无论通过价格、排队、关系、实名制、抽签还是任何其他办法分配火车票，都必定只有一部分人能够回家。

　　五、价高者得是分配火车票的最佳办法。用这个办法分配火车票的最大好处，是能让火车票直接流转到最需要火车票的人手上。当然，许多人都会说自己是最需要火车票的人，但是，如何让人相信？乘客数以亿计，如何去鉴别谁最需要火车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竞相掏腰包，谁最需要，谁就最舍得花钱。大量消耗在排队、拨电话、与黄牛党周旋等环节上的劳动力，是一种谁也无法从中得益的损耗，中国每年都要经历一次这种全国规模的劳动力损耗。

　　六、铁路垄断与火车票分配无关。铁路交通当然是行政垄断的，这确实可能渐少了火车票的供应。但是，这和火车票分配问题毫无关系。而目前最紧迫的、人们面临的问题是，在这有限的供应下，应该如何分配火车票才更合理。而不是在探讨要不要打破垄断之类的话题。

　　七、“刚性需求”并不存在。有人认为对中国人而言“回家过年”是一种“刚性需求”，所以不管火车票价格多高，都一定会很拥挤，一定会有很多人排队，一定会有黄牛党。这是那些人太惯于人云亦云了，其实只要对比一下飞机票销售情况就可以了，既然回家是一种“刚性需求”，那人们为什么不掏高价买飞机票回家？要么看看自己的身边也行，在任何城市，任何一个春节，都能看到许多人留下过节，为什么对这些人而言就没有“刚性需求”？答案很简单，“刚性需求”是某些虚伪的经济学家编造出来自欺欺人的词汇。如果价格不到位，任何需求都刚性需求；只要价格到位，刚性需求就会变成柔性需求。

　　八、黄牛党没赚穷人的钱。不管火车票的票面价格是多少，消费者回家的意愿决定了火车票的真实价格，而这笔钱本来是要流到铁路部门手中的，现在票面价格偏低，让黄牛党凭空多了赚钱机会。因此，这笔钱实际是铁路部门的，不是消费者的。

　　九、价格规律与市场状态无关。有些人说之所以要搞价格管制，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但问题是，就算市场不健全，那价格规律也会起作用，也一定会有人去争夺那些稀缺的物品。而要高效地分配这些物品，价高者得就是最好的办法，参见第五条。进一步说，价格管制本身就是对市场经济的破坏，一边指责市场不健全，一边维护价格管制，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十、火车票实名制无济于事。实名制同样无助于火车票的增加，它最多增加人们的购票、乘车成本，而到头来，还是只有一部分人能回家，人们要买票，还是得排队，还是得跟黄牛党周旋。目前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行火车票实名制，可是仍然有很多人反映买不到火车票就是明证。黄牛党并未消失，只是转变了形态，变成替人排队，替人打电话，替人制造假证件等。

　　坚持医疗卫生的公益性，其依据是“医疗是公共品，理应由政府主导”。这是相当奇怪的理由。如果说其他东西的产权是否“公共”还可以争个子丑寅卯的话，那么你的身体的产权是谁也抢不走的，这个产权是再明晰也不过的了，所谓“领导要注意身体，您的身体是属于大家的啊。”只不过是溜须拍马之徒的阿谀之词，当不得真。如果身体都属于公共品的话，还有什么不是公共品的呢？既然身体是毫无疑问的个人产权，那么医疗服务的对象就只能是个人，受益的也是个人，付出成本的也理应是个人，“医疗卫生是公共品”的说法就很让人难以理解。

想来想去，医疗卫生领域能够算得上是“公共品”只有两个：传染病的防治和公共空间的清洁卫生。因为其外部性无法内化为明确的产权交易，只能由政府来承担。除此之外的个人的疾病的治疗，完全是个人的事情，跟“公共品”搭不上一点关系。

既然医疗服务是个人承担成本，那么医疗行业的市场化就是题中之义了。

　　当前医疗体系的大部分问题，归结起来，其根本原因正是医疗服务产品供应不足。医疗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应该紧紧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来做文章，促进医疗服务产品的供应，促进医疗卫生行业真正的市场化，让各种资源自由进入市场，让市场来配置资源才能真正促进医疗服务的增长。而与之相违背的政策都是产生医疗服务短缺的根本原因，是在阻碍医疗服务的提供，阻碍人们获得应有的医疗服务的权利。
　　当前的医疗体制最让人诟病的结果是：看病难、看病贵。很多人将这归咎于市场化，认为正是市场化导致了人们看不起病。这种看法很不公正。用经济学的“黑话”来说，“看病难，看病贵”是短缺经济的典型病征，是价格扭曲导致的供给不足，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病。用大白话来说就是：医疗资源供应不足，好的医院和医生太少，缺乏真正的竞争。如果我们目前实行的是真正的市场化的话，看病难和看病贵不可能长期同时存在，因为在市场体系中，医疗价格的上升必然吸引投资、刺激供给，包括医院的建设、医疗设备的投入、医生护士的培养、医药生产的投入，从而消除看病难的问题，竞争也会导致价格的下降。
　　这说明，我们国家在过去的20年当中的“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这种体制下，名义上医院是在“走向市场”，实际上95%以上的医疗资源是国有或集体所有，卫生行政部门对国有医院进行直接的管理，并在制度上对民营医院的准入设置各种障碍。这实际上形成一个计划经济行政垄断下的“伪市场化”的怪胎：卫生行政部门一边下红头文件管医院当裁判，一边把持公立医院当运动员，垄断医疗市场，对民营医院的准入和运营实行歧视性政策；公立医院一边享受政府拨款，享受着“非营利事业”的免税政策，一边对患者高收费；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经营企业难以避免的低效率，导致医疗服务供应严重短缺，其表现主要是医疗资源高度集中于大城市大医院，医疗资源配置不均，患者看病难、医院就诊排队、高额的医疗费、医生开大处方做大检查、医疗腐败、收红包拿回扣、老百姓看不起病、医疗事故不断等等。这样的医疗体系打着市场化改革之名，行计划经济垄断经营之实，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市场化。
　　我们看到《意见》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坚持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为主体、营利性医疗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办医原则，建设结构合理、覆盖城乡的医疗服务体系。”这一试图左右逢源的的政策，积极方面是民营资本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进入医疗行业，为医疗卫生事业做贡献了。消极方面则是，按照这样的政策导向，民营医院仍然无法与公立医院平等地竞争。卫生行政部门必然会在政策上对国有医院进行倾斜，对民营医院规定歧视性的政策。
　　如果仍然继续以国有资本为主的投资格局，以国有医院一贯的低效率，医疗服务的整体供应就很难有本质的提升，“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也就很难改变。
　　真正的医改，其方向一定要明确，那就是促进医疗服务产品的供应。这才是真正解决医疗体制问题的根本途径。具体说起来：1、取消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开放市场。鼓励民营资本参股收购公立医院，开放医疗市场，无论是营利性医院还是非营利性医院都全面放开，让民营资本、公益组织自由进入；2、放开医药价格管制，让市场决定医药价格和医疗服务价格，使医疗资源配置更为合理；3、打破公立医院的垄断和特权地位，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的监管经营分离；4、放开医疗保险市场；5、放开民营医学院和培训机构的办学，促进医疗人才的培养和供应。
　　打着公益性的旗号，否定市场化，让政府全面直接介入公共日常医疗服务，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模式，我们将会必然遭遇到医疗服务供应不足、服务质量低下、医生缺乏积极性、技术创新缓慢等老问题，再一次坠入恶性循环之中。当这种模式失败的时候，买单的将是全体人民。